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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为去世儿子打官司坚持18年 当年上大学时去世突然

2019-08-26 10:35:19 来 源:中国教育网 浏览 16次 字体:

  

  1996年7月12日,在成都某高校就读大二的张达被同学送进校医院,医院诊断为:急性咽炎、化脓性扁桃体炎。7月14日下午,他被转入了成都某医院治疗,医院诊断为:梗阻性脑积水、颅内高压。当晚,张达的父亲张永智接到了从该医院打来的电话,张达病危,急需手术。张永智在电话中同意手术,次日一早,他又接到消息,儿子已在凌晨病故,医院并未进行手术。7月19日,张达的遗体被送往温江火化。7月20日,儿子死亡5天后,张永智带着儿子的骨灰回到哈尔滨,将骨灰撒进了松花江。

  7月29日上午9点左右,68岁的哈尔滨人张永智早早来到成都中院,只因他状告成都某高校和医院一案有了新进展。等待他的,是再次与状告的医院和学校进行面对面的质证。按照法律程序,双方质证完毕后,再经合议庭审议后,这些证据将被送往北京一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。“这对案子的判决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”,张永智说。

  1996年7月12日,在成都某高校上大二的儿子张达被送进校医院,并在3天后去世。这3天里,到底发生了什么?张永智用了18年追问真相,如今他已两鬓斑白。他曾是哈尔滨两名奥数教练之一,如今本该享受儿孙绕膝的退休生活。但儿子去世,追问真相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。这次,是他第15次来到成都,尽管在家人看来,这件事应该尽早放下,让它“结疤”。但他却对有些诉讼材料倒背如流,“我就是要不断逼近真相,而这次后,可能离真相就又进了一步。”张永智说,如此执着只为给死去的儿子一个交代。

  这个案子已持续了18年。事实上,起初,这个案子一度陷入僵局。原因就在于我国在1987年曾出台《医疗事故处理办法》,规定医疗事故是由医疗单位上报至卫生行政部门,家属仅可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。而医疗事故鉴定的决定权又在卫生行政部门。

  在多次要求鉴定未果后,张永智夫妇向法院起诉了成都相关卫生监管部门,同时又向成都市公安局、政法委、检察院求助,但最终还是输了官司。

  1997年7月,在成都花光路费后,张永智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。赶着回哈尔滨的夫妇俩,想向孩子所在的高校借一笔路费。临走时,他在一份和学校的协议书上签了字,协议书上写着:“至此,对张达病故一事双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相关部门申诉和控告。”

  这份协议书在后来的诉讼中,成为了学校屡次出示的证据。而那次张永智回家后,就大病一场,他的教师工作也不得不提前退休。

  因为“无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也可立案”,张永智夫妇的诉讼被予以受理,这也成为了四川首个无医疗事故鉴定立案受理的案子。

  1999年,帮张永智打行政官司的年轻律师,将他介绍给了成都资深律师高建强。高建强决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:“没过多久,这个案子就出现了转机,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,一切都因为四川省高院的一份文件。”

  高建强在四川省高院回复一个地方法院的文件中,发现了无医疗事故鉴定报告,也可立案的语句。2000年他们向成都基层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学校和医院赔偿包括精神抚慰金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50余万元,不久后就得到了受理。而在案件开庭两年后,最高法《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》正式实施,对于医疗事故案件,规定举证责任倒置,由医疗单位承担举证责任。同年,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颁布实施,规定病人及家属有权查阅和复制病历。

  随后,该案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立案,案子一审进展得并不顺利,从开庭到判决,经历6年时间。先后作了多次医疗事故鉴定,最后一次医疗事故鉴定是在2005年,经最高法司法鉴定中心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鉴定。鉴定结论是,校医院在转院过程中存在不足,医院采取的急救措施不够积极及时是存在的不足。

  同时,张永智向法院提交了同学们的证言,希望能够证明两家医院存在重大过错。但张达所在的高校提交了一份由四川省专业气象台出具的证明,证明张达转院成都当天无雨。而在其中两位同学的证言中,都提到当天有雨。法院根据这份证明,又认为3位同学证言内容过于相似。最终没有采信这三份证言。

  2006年,武侯法院一审作出判决,对张永智夫妇的多项诉讼请求均不予以支持,根据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不足,酌定其赔偿夫妇俩35000元。

  张永智不服提起上诉,希望法院能够采信同学们证言。但法院认为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。一审判决下达后4个月,二审法院做出判决,维持原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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